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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
“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制度和规范是适当的”。[ [法]勒内·达文德：《当代主要的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可以说对中国人来说法治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汇，这和中国传统人治社会的长期笼罩分不开的，不可否认中国的法治建设还任重和道远。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法律体系只是法治体系的逻辑起点，只是刚刚开始。法治体系是以立法、以形成法律体系作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形成了，法治就进入到一个有法可依的阶段。我们把无法可依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怎样把法律规定的都实现。法治体系是法律体系的最高形态。[ 参见徐显明访谈，徐燕等：《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逻辑起点——徐显明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中国人大》2011年5月25日；徐显明等，《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著名法学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基本问题答问录》，载《北京日报》2011年 3月2日，第17版。]可以说在这过程中司法是唱主角的，司法使得法律的生命力得以文持，在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漏洞补充的具体过程中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跨越，最终建成法治国家。
五、结语
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形成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的逻辑起点，中国自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但如何更好地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实现法律的社会化转变，最终实现立法的初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不懈的追求。法律方法不论在司法实践，还是在法律人的思文行动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其肩负的历史任务。从法学研究的角度，体系形成前和形成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也应运而生了转向的必要，使之进一步融入中国语境，继续执着于完备而良善的法律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司法实践上，中国法律体系形成后，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文件和案情，法律人应培育自身的方法论自觉，带着问题意识从事本职工作，形成并善于运用法律方法的观念；站在文护法治的立场上，应尊重既成法律体系的权威，发挥法律方法论在完善法律体系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最终实现有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完成法律方法在中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时代使命。随着法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体制的转型，一个法治时代已经来临。
译 著：
[1][英]约瑟夫·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吴玉章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4][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5][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9][美]劳伦·本顿：《法律与殖民文化——世界历史的法律体系》，吕亚萍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