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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Berle&Means（1932）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中首次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的概念以来，很多学者对在股权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由于很多国家及地区（如美国、日本、意大利等）的公司股权是明显的大股东集中控股，这与《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中关于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前提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而且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和方法的提出及广泛采用，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投资问题的逐步转向了以新制度经济学位基础的研究框架，并初步形成了在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的公司投资理论体系。研究人员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从Berle&Means（1932）提出的传统股权分散模式转变为了LLSV（1999）提出的股权集中模式。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在公司出现股权集中现象后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有可能促使大股东凭借其拥有的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来谋取控制权私利（Grossman&Hart，1983）。2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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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权集中的条件下，由于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La Port等（2000）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为了控制权私人收益有强烈的倾向从事非效率投资行为，从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损害公司价值。Dyck&Zingale（2004）对控制权收益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发现终极股东会随着控制性资源聚集规模的扩大，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文度分配更大规模的资源，进而制定更符合自身意志与利益投资行为。Holmen&Hofeldt（2005）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两权分离程度在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中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antos E.&Winton T.（2008）研究发现，由于股东与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导致公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对于不同资产是不同的。Albuquerue等（2008）研究表明，在对众多中小股东保护制度相对不健全的背景下，终极股东为谋求私利而绑架中小股东进行过度投资、变相剥夺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动机增强。Dennis&Evgeni（2007）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对比样本与东欧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公司的股权性质及其特殊特征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收益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银行的所有权。Peter&Martin（2007）认为对控制权私有收益所导致的投资融资决策的研究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虽然终极股东可以起到改善投资效率和加强投资监控的角色作用，但其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导致非效率投资等不恰当的资本配置，进而损害公司价值。Wei&Zhang（2008）对东亚新兴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证明终极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反比，推论出上市公司现金流充裕时容易导致过度投资。论文网
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与投资行为的研究起步较国外晚，但发展迅速，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许多学者在不同情况下对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投资行为及其它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诸多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欧阳凌、欧阳令南和周宏霞（2005）对不同市场结构下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分散型和垄断型股权结构下，一定范围股权集中度的提升可减少由非效率投资造成的代理成本，而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过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邹平、付莹（2007）通过公司价值、资本结构与两权分离的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价值与控制权比例显著负相关，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显著负相关；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实际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显著负相关，与控制权比例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