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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洁政府视角下公车改革的必要性 “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的《楚辞•招魂》中：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 ”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 ”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廉洁政府从狭义上来说就是政府公务人员都是为了公共利益，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即是与腐败政府相对的。广义的廉洁政府不仅是要求政府的个体行为是清正廉洁的，还包括政府整个整体，即政府的行政行为、公共权力、行政成本以及公职人员等各方面都是清正廉洁的。 在目前反腐倡廉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财政负担过大、行政效率低下的现状，建设廉洁政府就显得极为重要。建设廉洁政府是适应当前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然趋势，是营造政治新常态的必要环境，也是构建和谐的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政府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经济、国防、教育各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政府财政负担也不断增高，不堪重负，巨大的财政负担中公车费用尤为突出，对财政更是雪上加霜。然而，当前我国的公车已异化为一种权力地位的象征，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公车丧失了原有的公共性。公车消费数目惊人，公车私用、超标配置、豪华装饰等“车轮腐败”问题严重。原有的公车使用制度已不能与目前的社会相适应，公车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廉洁政府的建设，因此遏制“车轮上的腐败”、加快公务用车改革已成当务之急。虽然各地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公车改革的路径，但却是效果甚微，全国上下仍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保障政策。
（二）廉洁政府视角下公车改革的意义 公车改革可以防止“车轮腐败”，减轻财政负担，提高行政效率，有助于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推进廉洁政府建设，是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尝试。 第一、公车改革有助于消除传统“官”念，促进廉政建设。而今的公车已异化为权利地位的象征，丧失了原有的公共性。很多人以车的标准来衡量人，造成官员之间盲目攀比，超标配车等问题。公车改革可以帮助官员树立正确的认知，营造良好的廉洁文化，促进廉政建设。 第二、 公车改革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巩固廉政建设。公车消费一直居于“三公”经费之首，随着车辆配备数量的增长，公车产生的各项费用也急剧上涨，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廉洁政府必先是廉价政府，公车改革从源头上遏制了公车费用，巩固了廉政建设。 第三、公车改革有利于消除“车轮腐败”，保障创新廉政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车公用、私用、司机用各占 1/3，也就是公车只有 1/3的时间用于公务，公车不公现象严重 比较好就会[2]。还有不少人员在公车的文护、购置等环节牟取私利，中饱私囊。公车改革可以堵塞制度的漏洞，规范政府行为，廉洁党政队伍，保障了廉政建设。 由此看出，公务用车改革，不单单是针对公车使用是否规范，更是对当前公共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对领导干部和权力部门既得利益的再调整，这才是真正的挑战[3]。
二、我国公车改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一）我国公车改革的现状 从 199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 [4]直到当今的《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5]，我国的公车改革一直在进行。特别是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探索，根据自身特点推出了比较适合本地发展的公车改革模式。虽然各地改革模式不同，却都是为了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并以此推动廉洁政府的建设。纵观全国上下，当前的公车改革模式主要有三种，即货币化模式、集中管理化模式[6]、市场化运营模式。 货币化模式就是取消原有公车的使用，少部分级别高的领导干部除外，机关单位人员外出办理公务自行解决交通问题，但是单位会按照公务人员级别的不同给予相应的交通补贴。杭州市就是采取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省去诸多公车管理的环节，也可以在公车使用的源头上很好的解决公车私用、超编配车等问题，减少财政开支，营造良好的党群关系。但是由于公车改革带来的车补标准很难合理的界定，车补发放额的差距会造成一些公务人员的心理失衡，而且车补发放过程中如果监管不力的话又会成为“变相加薪”，继而产生新的腐败，同时后勤司机的善后安置也比较复杂。 集中管理化模式就是政府成立专门的“公车服务中心”，由该部门对公车实行统一的调度与管理，各部门的公车使用次数和用途等有严格的额度限制，超过部分为有偿使用。天津市就采取这种模式。集中管理化模式的操作成本相对较低，改革的透明度也相对较高，可以使公车利用效率最大化，有效防止公车资源的浪费，通过公车使用的集中调配控制公车私用以及公车文修保养等方面的费用。这种模式存在的缺陷是对公车使用用途次数都严格控制，缺乏灵活性，这种模式下公车资源还是在部门内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利益格局，不利于保障公车改革的长效性，难以根治公车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