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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生于长安。其父褚亮是位博学精艺的名流，为晋王杨广府属,出任东宫学士一职。
褚遂良，武德初年，与其父褚亮一同入唐，在褚亮政治关系的影响下，因魏征推举，褚遂良步上政治舞台，得到太宗及其父友等元老重臣的帮助。由于“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1]。数年间，他从六品秘书郎最后位至执政大臣和辅佐太子即位的顾命大臣。
史载褚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2] 大都是朝廷的事，而皇子的成长与皇位的继承，历来都是帝王们极为关注和焦虑的大事。其中以反对夺嗣换宗最为典型。
在贞观十六年（642）太子因图谋魏王，事泄而败，于十七年（643）四月被废为庶人。四子魏王李泰潜怀夺嫡之计，向太宗自荐为太子，并表明：“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 [3]太宗与大臣商榷此事时，惟有褚遂良对唐太宗面许魏王泰为太子不以为然，道出太宗“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 [4]这种久贮胸中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遂与重臣商议，共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避免了一场因夺嗣而引起的政治祸乱。如此可见褚遂良耿直不阿、竭智尽忠、直言不讳的秉性。
然而，李治即高宗受禅嗣位后，由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辅政，尚有贞观遗风。永徽六年（656），唐高宗欲废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褚遂良却因谏阻改立武则天为后而遭到无情贬斥，最后甚至病死于岭南外郡荒蛮之地。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2.1.3 欧阳询与褚遂良生活背景与楷书风格
在南北朝后期，南北书法统归于王系新体即成大势，到了隋代，王系新体已发展为全社会的书法主流，“二王”因此在实际上已确定了其历史地位。隋代书法在此基础上，无论是从刻石方面考察，还是从墨迹作品中分析，都表现为在集南北朝书法之大成的同时对王书笔势类型的今体书法加以整理，使之在融合南北有所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法度化，并树立典范。隋朝的统一更加速了这种交流、融合的趋势，使得北朝豪放粗犷的书法风格与南朝温婉绮丽的书风交汇在一起，逐渐形成了隋朝疏朗峻整的楷书风格，代表作《董美人墓志》，在楷书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唐代“尚法”书风的兴盛作了预先的铺垫及必要准备，促进了规矩一路的楷书书法向着精熟发展，可谓开唐风之先。而唐代书法的发展与李唐王朝历代帝王尤其唐太宗的重视，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唐代书法是从魏晋南北朝的“真书”正式进入到“楷书”，与“行书”、“草书”同时盛行的阶段。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书法艺术集大成的发展高峰。书法作为一种人文活动，它的发展对原有和现存的文化是一种互动的选择，唐初儒家的伦常礼教、道家的淡泊无为、佛教的兼得外来文化思想，加之北朝留下的敦厚大气，古朴的民间文化，以及南朝文化中温婉的意境，都使唐代文人书家沉浸在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初唐是南北文化及各种思想大融合的时代，其承接南北朝遗风，可谓兼收并蓄。然而李世民深知隋朝灭亡的原因，并汲取教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大力改革，开创了“贞观之治”雅好文艺，且尤爱书艺。唐代书法由于唐太宗的大力倡导，立朝之初便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太宗以帝王之尊独崇王羲之书，赞其“尽善尽美”，并对其他书家一概摒除。朱长文《续书断》：“唐太宗文武圣皇帝，遏乱略，致太平，虽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无以尚也。既即位，购求天下名书以充御府，锐精临写，特爱羲之。” [5]逸少书风兼有秀丽与雄强，可谓“中和”之风代表。太宗使出浑身解数搜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羲之可谓尊崇致极。李世民“尊王”的审美倾向，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之后出现的各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王羲之书法的熏陶，特别是唐太宗本人的书法，由于偏爱至极而深得二王真髓。纵观其书《晋祠铭》、《温泉铭》等，文献综述有些地方仍保留着晋人书法的面貌。古语有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可见，李世民的个人喜好对于当时的书法风韵是举足轻重的，直接影响了“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的书法创作（见图3）。初唐四家尽管其艺术成就不分高下，艺术风格也各有不同，或以劲险见长，或以稳健著称，或笔法圆润，或结体优雅，但其共同特点就是将南朝楷书与北朝碑刻融为一炉，兼收并蓄。他们的书学思想也从崇尚意韵转向追求新的法度，开创了我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