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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由于1988年之前我国住房市场是分配住房时代，影响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常发展。我国开始住房商品化的进程是从1988年一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之后至今[1]。2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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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居民住房负担能力已经取代一些传统的住房问题例如住房供给不足、住房质量差、邻里关系紧张、居住方面的种族隔离与歧视等重要性弱化，新涌现出的住房问题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住房研究与政府制定住房计划时主要关注的焦点问题[2]。而我国由于市场化时间短，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才出现住房负担问题，郝东阳（2013）通过弹性指数，对各个年龄段居住支出进行测算，发现支出弹性（0.61-0.77）均低于1，且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意在表明居住不论任何年龄均属于生活必需消费[3]。张传勇（2012）认为房价的上涨使低收入阶层相比于高收入阶层所承受的住房负担更重[4]。刘洁（2011）测算出河北省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的住房保障收入线标准将会不断提高，且中等收入家庭中缺乏完全住房支付能力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到2015年三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中将会缺乏住房支付能力，到2020年比重将达到45.10%[5]。住房对于任何人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低产阶级的人群住房负担愈加沉重，故对城镇居民住房负担进行分析研究。论文网
“住房支付能力”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频繁应用于国内外学术研究和政策指导当中，但不同的学者似乎都有一套自己的定义[6]。对于住房负担能力学术研究最初根源为19世纪关于家庭预算的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交替时期，厂这些关于住房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概括成简单的一条经验表达式—工薪家庭一周的工资支付一月的住房租金(one week's wage for one month's rent)而用于实际应用中[2]。
在国内，我国的一些学者如刘洪玉、耿媛元(1999)将住房负担能力定义为若家庭月收入与平均住房消费比例的的乘积大于或等于居住目标住房所需的月支出就表示该家庭对此住房具有支付能力[7]。这是国内首次系统考虑消费倾向对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并基于消费理论提出，。张清勇(2007)认为住房支付能力问题可以理解为一个家庭保持和社会被救济者同等的生活水平条件下，能否支付社会可接受水平的住房[8]。靳欧（2012）在没说明剩余收入能否满足其他非住房消费的情况下，提出了住房负担能力是反映某家庭购买或租赁一套住房的交易能力，该定义仅强调了买房或租房的能力[9]。
陈欣宏（2006）认为国内房价收入比计算中只考虑了新房市场，而没有考虑到存量房市场，计算方法并不合理；有存在低估我国居民的购房能力的可能，因为计算过程中仅仅考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0]。
租金支出收入比法、房价收入比法和还贷支出收入比法是三种传统住房支出收入比的方法。租金支出收入比法测算租赁市场的家庭住房负担能力，常用于租赁市场发达的国家；房价收入比法分析家庭是否有足够能力购买商品房；还贷支出收入比法是衡量家庭贷款买房后每月承受偿还贷款的压力，三种方法本质是相通的。房价收入比简单方便，但是大多的研究来自于国外对于我国的现状并不适用。
Gan和Hill （2009）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型解决了住房成本收入比法用房价中位数(或平均数等)与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等)的比值简单地来评估一个市场住房负担能力，优势在于不回避家庭收入的差别会导致住房负担能力的差异，但是剩余收入法中“一定标准”并没有进行解释[11]。王雪峰（2013）以Gan和Hill （2009）为基础，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思文，试图构建一个从单个家庭到整个社会住房负担能力的评价系统，并据此对深圳、上海、苏州和武汉等城市二手住房负担能力进行实证测度[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