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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6月9日，《苏报》在“新书介绍”一栏上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并发表了章太炎的《<革命军>序》，甚至直指光绪为小丑。1903年，清政府派人查封了《苏报》，并且逮捕了《苏报》的主人陈范和主笔章炳麟、邹容等人。
（二）苏报案的审理
以章太炎、邹容为首等人被捕后，清政府派出官员多次与各国公使、领事和租界会商，要求引渡。但上海租界当局为了维护治外法权，又迫于舆论压力，拒绝了清廷的引渡要求，就对此案进行了会审。苏报案引起各界舆论的密切关注，这场案件背后透露各种力量间的比较和妥协。
7月15日，苏报案第一次公开审理，前后共七次庭训，时至当年12月24日判决：章太炎及邹容永远监禁。为树立政府威信,清廷为严办苏报案，不惜会商请求引渡，但是此间发生的沈荩一案,却更为清政府的负面形象雪上加霜，更由于该判决受到几个当事人及舆论的坚决反对，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04年5月，当局不得不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苏报》永远停刊。至此，这场以清廷为原告的诉讼方告结束，史称苏报案。”[ ]
二、苏报案产生的法制回应
那苏报案作为关键性个案，与清末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制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 到底是苏报案的发生促进了清末的法律转型，还是清末法律体制导致了苏报案的发生?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苏报案的意义
苏报案作为一个因言获罪的典型，揭示了当时革命派对言论自由意识的淡漠，过程的轰轰烈烈折射出严重的历史缺失面：从新闻事业演变的视角来看，打着民主革命旗号，却并没有争取到言论自由。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派对于言论自由权力的意识淡漠，严重忽视建立保护言论自由的秩序；而从苏报案发生的背景、过程、审判及引用法律的角度出发，则显示出中西方对言论、出版自由的不同理解，相比之下，上海租界内言论出版有更多自由但也有局限性。换言之，环境特殊的租界在一定程度上对革命报刊报社的发展比较有利，但想要完全依赖却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