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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利益界定模糊
根据我国《宪法》和《物权法》等法律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目的,才能对公民个人房屋及其依附于上的土地实行征收征用。2011年1月，《条例》正式实施，意着公共利益在具体部门行政法中的首次范围界定。《条例》对公共利益的范围界定采取了概括加列举的形式: 即将公共利益概括为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政府征收的底线；通过列举751种符合公共利益的基本情形，让政府和民众对公共利益的基本概念和范围界定有了法律上的判断，并为文权提供法律依据。《条例》第8条第7款采用兜底性条款，防止立法的滞后性文护法律的统一性。但是比较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公共利益的列举情形，不难发现，《条例》第8条对公共利益的实体界定的列举情形既不够详述，同时也具有扩大趋势。例如《条例》第8条第5款“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并没有完全排除隐藏在公共利益之下的商业牟利，许多商业开发仍可借此披上“合法征收”的外衣[4]。
《条例》第8条第7款的兜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将“公共利益”具体情形的解释权限扩大到狭义的“法律”当然没有异议，因为，法律的制定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表表决通过，法律可以代表公民个人利益，但如果将具体情形的解释权扩张到“行政法规”，就犯了逻辑性错误。因为“行政法规”其本身的立法权限在行政机关，而房屋的征收行为也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如果将“公共利益”具体情形的解释权放到“行政法规”当中，尤其在当下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势必引起未来行政权力的恣意扩张，对公民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