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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网络媒体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研究不胜枚举。例如，在书籍方面，张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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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认为，一是从理论上树立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的关系，透视其背后的权利和权力意蕴及其复杂纠葛，提出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关系的“应然”状态；二是从现实出发，对两者间矛盾的“实然”情形进行分析，并提出对个问题的反向思考和建议，在构建自身和谐、寻求平衡之道、接受“他者之鉴”的前提下，倡导民主协商、对话融合的新型“网络民意—公共决策”关系和“权利—权力”关系并尝试建立新的关系模型[4]。杨国斌(2013)展示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网民如何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拓展表达和参与的空间，构建新时代的电子公民行动。连线的力量，依赖网络但根源于民众，凝聚了人民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和追求[5]。蒲红果(2013)定位于当今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互联网及信息化对社会生活的重新建构；抓住了互联网产生重大影响力的方面—网络舆论。从政府工作的角度出发，本书作者结合着自身丰富的互联网舆论引导时间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理论化、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考[6]。45747
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其更大的影响力作用于政府公共决策。同时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危机信息的传播，是危机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7]。近年来关于研究网络媒体和政府公共决策二者关系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如余旻晶(2009)以“博客”作为网络媒体的典型代表，认为各种观点在虚拟的公共领域的不断碰撞，通过网络博客圈自身的议程设置和舆论领袖的引导，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社会舆论环境更为和谐的发展[8]。王赞华(2012)认为网络已经成为民众形式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而网络民意自然成为官方了解民生、体察民意、推进民主的重要考虑因素[9]。高煜(2008)认为重新审视或者说正视网络舆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利益诉求机制存在诸多瑕疵的转型社会，对于我们颇具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历程，也许显得更为突出而且必要[10]。刘祖华、周智湘(2007)认为在政府公共决策中，对网络民意应秉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兼收并蓄，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意依据而正确的加以引导、甄别和合理吸纳，同时加强对网络民意的舆论引导[11]。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网络民意和公共决策的研究和著作非常多，但整体来看，关于网络媒体的论题比较分散，表述上也参差不齐，研究内容也不够系统和完整。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网络媒体和政府公共决策的研究同样层出不穷，例如，丹麦学者夏娃•瑟伦森（Eva S rinse）和雅格托芬（Jacob Turing）(2007）认为网络问政从民主的狭隘的角度看，是一件坏事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答案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不只是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保护，而且促进公民社会和公民的政治资本的提升，那是他们的禀赋，权力和政治认同[12]。美国学者乔•萨托利（Satori•G）(2009）提出，在网络新时代，原本分散的个体因为共同的兴趣、利益论文网、价值倾向等对某一特别事件发出“群体”的声音，并使这种声音被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听到，这正是网络民意在政治参与中的表现[13]。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s）的《网络政治学：因特网对美国政治系统的影响》（1999）、美国克里斯•图卢兹（Chris Toulouse）和蒂莫西•卢克（Timothy Luke）的《网络空间的政治学》（1998）等都提出，互联网为全球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同时也对传统民主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对网络时代的政治稳定，民主决策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指出新时代下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