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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装药技术最早是1939年由德国人兰文勒（Langweiler）在“冲量火炮”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首次在20mm的火炮上利用随行装药技术进行射击试验。那个时候，国外很多工业发达国家对随行装药技术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美国为代表，一直将其列入超高速射弹关键技术计划中[6]，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早期研究中使用的随行装药是通过制式粒状发射药与高能炸药的混合物压制成块，然后进行随行装药试验，结果显示这样能让火药燃速提高10倍；后来将随行装药制成箔状或者薄片状装于药包内，初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试验结果的重复性能较差。3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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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固体随行装药存在的一些问题，美国的Bulman和Irvin等[7,8]开始尝试将液体发射药用于随行装药，他们提出了固液混合随行方案，即第一级为固体发射药, 第二级为液体发射药，点火延迟装置是由一个空腔发生器连接两级。他们使用反环式再生液体随行装药发射系统，通过大量的试验和研究表明，采用LGP1845液体发射药能够更好地提高弹丸初速，这给随行技术带来新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各国学者对随行装药的研究主要致力于高燃速火药性能的研究。譬如，美国陆军弹道研究所[9]将无烟火药和高氯酸铵混合压制成发射药，这种发射药与同等条件下的普通装药相比，炮口初速提高了7%。20世纪80年代，美国陆军弹道研究所的贝尔（Bare）等人[10]分别对棒状药、单基或者双基实压药、硼氢化物复合火药等火药用于随行装药，进行40mm火炮射击试验。结果表明，棒状火药综合性能最好。论文网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展开了对随行装药的研究，随行装药采用多孔薄柱火药，并在14.5mm枪上进行试验，结果随行装药的初速大于常规装药的初速。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等比例膨胀假设，首次推导出了随行装药的经典内弹道模型[11]。80年代末的时候，我国研究了57mm和30mm高膛压滑膛炮，进行了长管状药粘结、粒状药包容式随行、片状药机械携带等多种随行装药方案的试验。结果表明，对于长管状药粘结，由于粘结剂的作用，火药的点火性能不佳，大部分火药在膛内没有完全燃烧，炮口焰较大，于炮口前端有未燃尽的火药，并且膛内管状药过早的脱落，也减弱了随行装药的效果。对于粒状药包容式随行方案，随行药装填在位于弹丸尾部的腔室内，这样会给弹丸带来消极质量，同时包容室的设计还要考虑强度问题，这样就限制了随行装药量的增加，试验中包容体质量为310g，占全弹重的22%，最大膛压和弹丸初速都比较小。采用片状药机械携带方式能产生明显的增速效果，最大压力相同的情况下，初速比常规装药提高3%～4%，绝对初速能够增加50%左右，同时，弹丸的消极质量减小，初速或然误差也较小[1]。
综观几十年来国内外对随行装药的研究状况，随行装药技术能够有效地增加弹丸初速，这在火炮研究领域中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目前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初始阶段, 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如随行装药结构优化、燃速控制、随行药点火延迟控制等方面。这还需要各国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创造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