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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751七十年代开始，亚洲、南美等地区新兴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资产证券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巴西、印度、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吸引国际资本向本国或本地区的证券投资，纷纷开始了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制度的实践。理论和实践都显示这些国家（地区）QFII制度的实施，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改善了间接融资手段，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同时也为本经济体高速发展的企业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来源，并最终实现了向资本市场更大程度开放的过渡。3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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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的进驻是否会对东道国的证券市场收益率波动造成影响，国外学者主要采用度量金融市场波动性的GARCH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1991年，中国台湾地区在其金融市场自由化过程中实行了QFII政策。1997年，Kwan和Reyes利用台湾加权指数周收益率数据（1988年1月11日至1994年1月25日），建立MA(1)-GARCH(1,1)模型，引入股市是否向QFII开放的虚拟变量，证明了台湾证券市场在引入QFII机构后，股市收益率的波动水平显著下降。与此同时，还分析了股市引入QFII前后的无条件方差和GARCH模型的衰减系数，进一步证明了股市收益率波动水平的降低。并且发现市场对外部冲击震荡期的减短、对信息的反映处理能力得到了增强，分析得这是因为QFII更关注价值投资、并且其投资相对更加理性和长期。论文网
而印度在1992年引入了QFII制度后，相关学者研究发现股市的自由化和QFII制度并未对股票的收益率波动造成任何直接影响。Amita Batra（2004）建立非对称GARCH模型，利用印度证券市场从1979年到2003年月股票收益波动，同时引入与一些异常波动相对应的国内外重要经济政治事件。研究发现，股票价格波动并未因为任意资本市场自由化事件或QFII准入出现结构性变化，并且QFII突然重仓或者退出都没有对市场波动产生显著影响。但总的来说，引入QFII仍结构性地加剧了印度股市的波动性，其中1991年5月至1993年12月是最剧烈波动期，有别于其他时间，但这恰恰在国际收支危机前后。
除此以外，一些学者也理论分析了QFII投资理念和行为的某一方面会对东道国股市造成的影响。Chen（1999）通过对台湾证券市场的研究指出，在东道国QFII的持股行为会带来“羊群效应”，这一效应加剧了股市价格的不稳定性。2003年Lin研究台湾地区市场和外国市场的关联性，指出因为资本市场的开放，本国市场对外国市场在资金流动等方面的联系加强，但因其他市场而动荡的影响也更强。
2 国内研究成果
(1)定性分析
在引入QFII初期，由于国内相关的QFII持仓数据和相应证券市场数据的不足，研究人员主要对QFII进行定性的分析和研究。
程昆、刘仁和（2006）通过比较分析发现QFII制度的引入在其他国家降低了资本成本，但在我国反而提高了资本成本，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红利发放的增加。2007年，陈峥嵘在讨论台湾QFII的市场效应基础上，分析了其对我国市场的影响。研究指出一方面QFII制度对我国市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包括持续流入的增量资金、优化机构投资者结构、引导市场树立价值投资、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但另一方面，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QFII可能大规模恶意撤资操纵市场、国内外市场关联度加剧了股市波动、国内投资者没有竞争优势而加剧羊群效应等。
在QFII进驻中国市场数年后，众多学者开始利用丰富的数据从各个角度定量地分析QFII制度引入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2)QFII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
王雄、周双红、方闻千（2014）研究了合格境外投资者持股与A股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和有效区分QFII机构识别有价值公司与提升公司价值的能力。其利用2010年到2012年中国的年度报告数据实证考察了QFII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QFII具备较强的识别有价值公司的能力，但QFII持股对公司绩效改善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是微不足道的。从长远来看，QFII可能不被认为是“价值的助推器”，这意着QFII不可能大大提高公司价值并帮助被投资公司改善管理水平和长期绩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