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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实性：注重个体生命的呈现
第三代导演将文革叙事的目光转向了个体，即关心小人物的生存现状，关注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文革”叙事，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关于个体的叙事模式， 即“文革”灾难前主人公（ 老干部、 知识分子、革命群众）生活幸福， 灾难降临后主人公身心备受摧残，生活十分困苦，灾难结束后主人公重新回到幸福生活。
《芙蓉镇》反映了一个个个体生命受时代影响的一生。它讲述了在一个普通的小镇里的几个小人物——胡玉音、秦书田、李国香、王秋赦等在“文革”前后几十年里命远多舛的一生。从他们性格、心灵随着时间推移被扭曲，到他们的命运随着政治变换而改变，都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小人物在时代观念变革的潮流中所做出的牺牲和无能为力的挣扎。《芙蓉镇》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表述模式：劳动群众（比如胡玉音及其丈夫）因为致富的生存状态追求，受到少数坏人（如，李国香，王秋赦）和政策的迫害，最后好的政策使他们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并且比以前生活的更好。电影塑造的胡玉音是一位貌美如花的芙蓉姐姐，她以卖米豆腐的小本生意为生活来源，积少成多而发家致富。不料随着“运动”的到来，她的收入成为“不明来历”的财产，因而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之后的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她失去了新房子，金钱和丈夫，她在丈夫的坟前失声痛哭。她被要求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的时候要去扫大街，受尽了十多年的折磨与羞辱，然而之后她和秦雨田日久生情，可是身份的特殊性使他们连爱的权利都没有。之后宣判会上秦雨田要去坐监狱，于是她独自抚养着孩子长大，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转折。影片的最后他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影片着重揭示了胡玉音跌宕几十年的人生悲剧，从侧面反映出普通大众对于悲剧根源思想的麻痹。胡玉音的小人物形象是当时中国被迫害的千千万万民众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还有《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冯晴岚，这些都是透过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来体现对历史的控诉，用亲身经历的政治遭遇来体现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品质。
第三代导演通过表现个体生命的起伏来反映国家历史的进程，所呈现出的个体命运实际是在揭示“他们的真正悲剧在于个人的意志和性格被极端的政治话语所扭曲 , 而成为一个个盲目、狂热的, 带有畸形政治印痕的历史个体 。”[2]
（二）倾向性：强烈批判
第三代导演承受了“反右”“文革”时期带来的一系列变故，他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是“文革”的见证者，也是受难者，不仅身体上承受了苦难，而且精神上更受到了创伤。“他们目睹了国与家的被破坏，目睹了‘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惨烈，他们蓄积了太多的痛与恨，甚至困惑。所以他们的影片充满了悲愤的情绪和控诉、宣泄的激情。”[3]所以在创作“文革”电影时就有一定的倾向性，他们认为文革是黑暗的，就要去强烈地批判它。当他们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述心中的表述时，就会把亲身经历的，亲眼目睹的都真实地表现出来，要告诉人们他们心中的这段历史就是黑暗的，不堪的。
文革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谢晋同样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生打击。在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中，他的身体受到了折磨，性格受到了侮辱。在运动过后，他创作了《天云山传奇》。他要通过人物来批判“文革”中愚昧、肤浅的思想，揭露荒谬、无知的行为，将这段黑暗的历史真实地反映在银幕上。《天云山传奇》中的宋薇身处“反右”运动的历史背景中，政治运动使她的价值观世界观受到了扭曲。例如，宋薇收到一封来自冯晴岚的信，信的内容就是告诉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罗群的消息。第二天，宋薇顾及旧情把三百元钱寄给了冯晴岚，之后再赶到办公室开会。不料，正在开会的时候吴遥打来电话催她回家，就在此时，吴遥与宋薇积累已久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宋薇因无法忍受吴遥选择离开他，也使彼此都失去了曾经温暖和谐的家庭。“谢晋认为宋薇的形象在控诉极‘左’路线对伦理、道德的破坏，对正常家庭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的破坏等方面，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4]《天云山传奇》就是批判“反右”以来社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惨痛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