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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首先，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化的主要表现特点即是近代以来这段时期，中国有识之士在西方社会中看出的两个明显的闪光点，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只是梁漱溟先生对这两点做了更加细化的说明与解释，他在科学方面所做的解释首先是区分科学与技术或者说“手艺”，指出中国人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简单复杂的制作活动，但作为我们活动指导地位的更多的是不成体系的零散的古人前辈的经验，而且我们还有个在这方面表现很明显的词——“心传”，“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 [2]。梁漱溟先生以中西医为例很好的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是在这种状况中，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学问逐渐建立起来，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是学问与手艺分不开的模糊的交融在一起的。梁漱溟先生在民主方面的看法即首先提出中国人不能适应没有领头人的社会，西方的没有尊卑的平等思想，不是一人作主的状况对中国文化是很大的冲击，在近代中国大门被打开后，人们逐渐在西方人创造的物质世界里惊讶，迷失，他们用物质科学征服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时代里弱肉强食的新规则，人们接受规则后开始寻找自己在这套规则中从哪里开始输的，于是寻到了政治上的时候，认为是中国缺少民主的氛围，人们习惯的遵循固定的规则生活，缺少个性意识。在民主与否中处于焦点的是“权”，梁漱溟先生认为对“权”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层面，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是作为“权威”去认识的，对中国人提到“权”，人们的视线是向上看的，是站在比自己高的位置上的人所拥有的，而在西方文化中“权”指的更多的是人们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一种去做某种事的能力，也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多从“权利”方面认识“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中偏向“权威”的“权”提出两层理解，“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3]，同时对西方文化中偏向“权利”的“权”也给出两个层面的解释“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 [4]。除了对“权”的理解偏向不同，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西方那样的规范的社会组织和成体系的法律就在于缺少宗教信仰或信仰，没有信仰，人们思想不坚定，更易随遇而安、盲从，凝聚力不强，在古代中国很明显法律和权威的地位不像西方，中国没有成长起西方那样的民主、法律，取而代之的是宗族和礼法，也就是经验和权威的地位很高。总体上说，科学和民主也就是东西文化差异在那个时代表现出来的较明显的特点。
三、梁漱溟对待东西文化差异的态度
首先，在梁漱溟先生提出“文化三路向说”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后，又逐渐开始微妙的转变自己的思想。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差异的背景下，通过对所处社会状况的观察分析，否认很多人所持的东西文化交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是更加成熟的文化，只是这种成熟不完全，因此可以描述为早熟，他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认为西方文化是第一期，中国文化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
是第二期，印度文化是第三期，目前状况是西方文化繁荣发达最具影响力的时期，接下来，不能确定的多久之后，将会进入中国文化的辉煌时代，再往后就是第三期的印度文化的繁荣期，这三期文化按顺序相继处于主宰地位，处在那时期的人们会认为所处的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最适合人生，最容易被人们接受，依据这种三期的实质呈阶梯性的划分，可以看出梁漱溟主张人们对欲望的节制，但是“梁漱溟虽然倡导‘寡欲’或‘抑欲’，但他所讲的‘欲’或‘私欲’、‘欲望’，指的主要是理智打算计较所引起的‘忧苦烦恼’” [5]，梁漱溟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在他看来是近乎假说的猜想，他提出当时中国人对待东西文化的暂时态度，那就是先不要用印度文化覆盖住中国，而是鼓励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进入中国文化，可以看出他似乎有些偏向“中体西用”的观点，作为处于不同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巨大碰撞的时期的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梁漱溟先生不可避免的拥有民族性，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可以显示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意图，他的这种信心表现在从只是区分不同的文化路向到猜想会呈现阶梯状的三期重现。在提出“文化三路向”观点时期，东西文化在梁漱溟先生来看是处在不同轨道上的，如果不是出现战争或贸易，不同文化彼此撞不见，那么各种文化在自己的范围里进行着，各种文化独立的存在着，不能用某种标准评出优劣的存在着。到后来的“文化三期重现说”，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持一种明显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文化，而是转向了一种有进化论思想的文化观，表现在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目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是因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蹩脚，而只是因为这两种文化繁荣的时期还没有到。他明确指出自己相信在物质文化为主导的时代结束后将是中国文化的时代。梁漱溟所坚信的是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它们是不可被打破的，因此也就没有所谓文化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大肆推崇不可以被视为文化因素的重新组合，因为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种现象似乎更能反应他的“文化三路向说”以及“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在以儒家为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孔子的真精神即包含了三路向中的前两个路向，因为梁漱溟的思想由一种文化的并行的路向说逐渐变成似乎含有阶梯性的进化观，所以也可以说孔子的真精神包含了前两个时期的内容，这也就更能表明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繁荣后会取得瞩目，“对于东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只能以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来救补，这可以说是梁漱溟现实而清醒的态度” [6]，因此梁漱溟先生的关于不同文化各自成为一体并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点与他的“三路向说”和目前的社会现象和状态并不是矛盾的，同时也与他的文化三期重现的观点相互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