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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人面对战争纷繁、民生潦倒的社会现实，他们又无比清楚地明白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地像面对盛世的西汉御用文人那样，可以去创作诸如像汉大赋一类的歌功颂德、四海升平、气象宏大的形式主义文学。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无论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场景的描绘，还是就作客、出征、游历、思乡、送别等的个体化写作，这些无不烙上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印记。这些无不体现了建安文人们自觉创作意识的觉醒。
正是惨不忍睹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给建安文学这一创作群体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这不但使建安文人形成独具时代特征的人生观、立足现实的政治态度，而且是其形成别具一格的言辞特色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建安风骨形成的重要基础。建安文人生存的动乱时代，不断激发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培养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和愿赴国难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反映时代动乱和民不聊生的社会实况以及具有抒发慷慨悲凉的情绪。诸此种种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深刻内涵，所以影响“建安风骨”的形成，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文学自身的发展
建安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光离乱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建安时期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文化的多元接受，促进了人性的觉醒；人对自我的发现，人的思想大解放，带来了建安文学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中国文学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魏晋时期诗歌的发展进一步成熟，文学批评著作不断出现，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主流风格得到进一步的确立，这些都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
(一)文学自觉的出现
文学的自觉来源于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又推动了文学的自觉。建安文人突破了儒学礼教的藩篱，不再是儒学虔诚的信徒。他们愈来愈认识到自我的人生价值。他们在诗歌、散文、辞赋、文论等众多领域，不断创新，积极创作，张扬自己的个性，进而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都走上了自觉发展的道路。所以，“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6] ，正如鲁迅在《魏晋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的“想说什么便说什么。”[7]
人的思想和个体的觉醒，有利于推动文学自觉的产生。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再像西汉时期的御用文人那样，只是谄媚地向统治者唱着赞歌，也不会像儒学家们固步自封于儒家礼教。他们敢于喊出与统治者不同的声音，他们敢于蔑视所谓的正统，他们敢于突破世俗的束缚，在处事为人上明显的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色彩。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和存在的人生价值，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不同世俗的生活方式，在为人处事上标新立异。他们在文学作品中重视个性的张扬，真实感情的抒发，以及自我体验的描述。他们将自己从儒学道德的藩篱中释放出来，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有精神追求的人，因情而作的人。建安时期的文人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他们的精神追求和文学创作中真情的自然流淌，这都影响着建安时期的文人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他们的风骨自然可见一斑。他们勇于创新，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文学的自觉并非是文人不再受任何的约束，缘情而作也并不是文人觉醒的独有特点。例如先秦的屈原虽然是一个自我觉醒的典型，但是他却不能代表一个文学的时代。
文学与经学相互脱离，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独立发展的地位,在文学取得独立的情况下，文学流派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在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形成的文学集团有着自己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建安风骨。纵观建安文学，这个流派的文人除孔融外，剩余751人皆是依附于曹操的统治集团。这个流派虽然在情感和经历上表现出一种共性，即他们都遭逢乱世。面对世风日下的现实，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他们希望天下统一，他们同情民生疾苦，他们感叹人生苦短。但在文学创作的个性上又是各有特色，保持着不同于他人的独立性。如在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曹操诗风是悲凉慷慨，曹丕的则是清丽婉转，低徊哀怨。曹植的则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可见文学的自觉对建安风骨的形成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