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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澄宇 、马斌（2015）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迅猛推进,使人民币初步具备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基础条件。但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并成为制约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直接因素。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国际化程度不高、利率与汇率的相关度不高,是制约人民币国家化的原因。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需要开发金融市场，做好贸金融制度改革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而推动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解决之策。
王英英（2015）目前我国在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进行最后的冲刺。2013年我国曾努力争取加入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但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往内人民币没有得到很好的兑换而推。五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的积累,国内对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呼声高涨,国逐步采取措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为什么希望加入SDR?如果成功加入SDR,又会给贸易型企业带来什么影响?贸易型企业又如何应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010）就指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金融都具有不稳定性，因此一国的货币稳定显得尤为的重要，而这对一国的贸易发展也至关重要。
3、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对国际金融开放、贸易发展的影响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对国际金融开放、贸易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国外关于金融开放次序研究的代表是Mckinnon和Fry，他们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前应当具备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开放也应遵循先开放经常账户，再开放资本账户的顺序。
Mckinnon（2010）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情况进行总结，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最优次序应当是：政府的财政调整应当早于金融部门的自由化，而对资本账户的开放则应晚于国内金融体系的自由化[1]。在他看来，宏观经济的稳定和财政的平衡不仅是进行金融改革的前提，也是实行金融开放的前提。
Fry（2011）概括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先决条件。1988年他通过研究证明要想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成功，应该具备稳定的宏观经济和适当的金融监管这两个前提条件。在1995年，他又对原先提出的两个条件进行了扩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实行自由化前达到五个先决条件[2]。
Alejandra（2012）是国外最早意识到金融自由化的实行会带来金融风险的学者之一[3]。他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智利早期的金融自由化情况的研究，发现智利早期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带来了金融危机[3]。
Ousted（2013）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这一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的效应 [2] 。他建立了连续时间随机模型，通过进行福利分析和实证检验，指出金融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开放分散了投资的风险，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因此得出资本市场开放具备稳定增长。
日本亚洲金融经营研究所的Yoon-Su(2014)就使用了客观的指标与数据来分析我国贸易金融的对外开放程度，其指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发的经营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其开放程度不断的提高，但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发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业监管不到位、货币政策不统一的问题，未来，中国金融业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其对外开发程度将会大大的提升[5]。
Lisa Li(2014)其对中国金融业开放情况做了深入研究，其利用数学模型以及相关回归分析指出我国贸易金融对外开发情况与我国贸易量、GDP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最后得出中国贸易金融走出去和外资贸易金融进入中国，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国际形势相关，其指出我国贸易金融需要把握市场机会，积极进入新兴市场，寻找更多发展机会[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