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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文学家陶渊明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以及高尚的人格风范，为历代士人所景仰。他所开创的田园诗，一直是我国古代诗坛最重要的体裁之一。田园诗，以陶诗为楷模，形成中国诗歌别具一格的审美意趣。他淡泊心志、洁身自好的品格，成为中国古代隐士这一重要文化阶层的理想典范。4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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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价值，在古代有一个重新发掘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官大司马，执掌朝政，是东晋时名臣。他的友人颜延之称其“韬此洪族”(《陶征士诔》)，“洪族”即言其门阀显赫。在当时重视门阀的制度下，倘若他热衷功名，谋取官职，获得高名，并非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诗人处身于晋宋交替之际，政治黑暗，虽然他少年曾有“猛志”，也曾出仕为官，最终还是辞官归隐，诚如他所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作者以达人自况，归隐田园确有避祸远害的目的。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中，作为隐士的陶渊明生前无疑相当寂寞。再加上他心志淡泊，不汲汲于富贵，不攀援于权贵，所以与当时的所谓的名流达官没有多少来往。从他的文集以及传记材料来看，与其交游的多半是下层官员。比较重要的人物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颜延之，颜氏与陶渊明相交甚深，史载：“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军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本传)先后任江州刺史的檀道济、王弘曾造访过陶渊明，但都没有什么交往。他当时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个志行高洁的隐士而已，并非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与周续之、刘遗民齐名，并称为“浔阳三隐”，也曾参加过高僧慧远组织的白莲社的活动，但由于他与慧远的观点颇有差异，后来退出了莲社的活动。他自称“请息交以绝游”，与官员来往不多，自然在士大夫中没有太大的影响。
陶渊明去世之后，他的好友颜延之所作《陶征士诔》，是研究陶渊明最早的文献。文中称颂陶氏具有“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仰慕他不慕利禄富贵的风范。颜延之当时与谢灵运齐名，是享有盛名的文学家。但是在诔文中，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却很少提及，只在文中说“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论文网，赋辞归来，高蹈独善”。当然，陶渊明虽然文名不盛，但他的作品在社会上还是流传开来。比他晚一辈的著名文学家鲍照(412?—466)，有《学陶彭泽体》，南齐文学家江淹有《拟陶征君田居》，都是效仿陶诗之作。江淹的拟作颇有乱真的道，北宋大文家苏东坡，曾将其误认为《归园田居》的第六首，而有和作。南齐著名学者沈约著《宋书》将陶渊明列入《隐逸传》中，后来《晋书》、《南史》以及萧统的《陶渊明传》都本于此。沈约将陶氏收入《隐逸传》中，也是将渊明视为不事王侯的高尚之士，表彰的是他的德行。齐梁年间的钟嵘，开始从文学家价值方面来评价陶氏的诗歌特征及其成就。《诗品》卷二评陶云：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以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是优秀的诗评家，具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趣。所谓“源出应璩”云云，自然不可信，他归纳出陶诗的特点，却是中肯之言。“世叹其质直”，说明陶诗与当时绮丽柔靡的诗风颇为不同，因为这一点，也受到了时人讥评。钟嵘将其诗置于中品，而与陶同时的谢灵运列于上品。可见评价不算太高。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广泛评论了各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但是全书竟无一字提及陶渊明。刘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完全漠视陶渊明诗歌，并非因为他的欣赏趣不高，或者他媚俗，而可能因为陶诗没有进入他的研究视野，这也证明陶氏在齐梁时期名气不大。 约在渊明去世一百年后，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陶渊明集》，这一文集今已不存，我们无法见到此集的本来面目，但是陶集之所以能流传，而且在魏晋文学家中保存得最为完善，与萧统的工作密不可分。他为文集作的序，高度评价陶氏的人格精神和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