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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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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主要从三方面来阐述：制度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和自身性因素。
1、制度性影响因素
很多学者如甘满堂（2001）、孙立平（2003）等都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造成困境的主导因素，认为由此导致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村和城市遭到了分割、农民和市民产生隔阂[1][2]。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在户籍层面上始终是农民，这影响了他们在城市中各种利益的享有和权利的使用。身份的限制从根本上拒绝了新生代农民工充分享有与市民平等待遇的权利（许丽明，2011）[3]，与真正的市民在各方面产生分异。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很大的心理差异，他们渴望彻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谋求更好的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但这与现实有着巨大的落差（张敏等，2014）[4]。加之他们的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劳动制度等，均在各种程度上得不到真正的保障。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性必定使他们产生相对被剥夺感，较难认同城市的管理轨制（董阜平，2016）[5]，与最初的向往发生冲突矛盾，产生身份认同的窘境和模糊化。37976
2、社会性影响因素
（1）社会关系网络情况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层次的提升，对于日常交往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比以往更高的需求，但是由于身份地位的限制和各种方面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没能去主动调整和重构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制约两边人际交往效能的改进，而此时他们往往会更倾向于与他们拥有共同血缘或是地缘关系构建起来的较为封闭的亲戚、老乡社群，更加同质化、低质化（董阜平，2016）[6]。论文网
（2）社会氛围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共享一个生活空间，如果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公开化，就会转化为思想行为上的歧视和排斥，就会形成不良的社会接纳氛围，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产生较远的心理和生活距离，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会出现（岳中志等，2011）[7]。
（3）社区关怀情况
岳中志等（2011）认为，社区参与水平越高，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就会有越好的城市适应程度。这种再社会化过程超越了户籍限制，增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7]。
3、 自身性影响因素
关于这部分在国内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差异性的见解和意见，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人口学变量、人力资本存量、社会心理、乡土记忆与城市经历、经济收入和家庭背景、职业特征等。
（1）人口学变量方面
张璐等（2009）经过调研和实证检验发现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比女性更加认同自己是“城市居民”的身份[8]；而张敏等（2014）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都较小，受挫感和打击感都感受的比较强烈，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4]。
（2）人力资本存量方面
人力资本存量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思想道德水平等。刘晓丽等（2013）认为受教育程度越低，新生代农民工越发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则认为自己在城市的发展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更大，更加认同自身的市民身份[9]。
（3）乡土记忆和城市经历方面，
Halbwachs（1952）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即集体记忆。而个体自身的经历还将组成自传记忆[10]。个体的自我感知会受到集体记忆和自传记忆的双重影响。刘晓丽等（2013）认为乡土记忆深刻、有着更多务农经验和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可就越发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9]，而城市体验越佳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可能更加认同自身的市民身份，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况（周芳芳，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