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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股利政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Miller和Modigliani(1961)提出的“股利无关论”，该理论在“不存在代理成本”、“不存在个人或者企业所得税”、“不存在交易费用”、“信息对称”等假设下，提出了股利分配政策不会对企业价值或者股票价格产生影响的观点。自此，学术界针对股利政策的选择和合理性展开了广泛的谈论和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股利无关论”建立在诸多假设下，其结论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股利相关论”，具体有：Lintner（1956）的“一鸟在手”理论、Farrar和 Selwyn（1967）的税差理论、Jensen（1986）的代理理论等，以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司支付股利的动因。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股利消失”现象，即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但由于国外存在较为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的市场约束和完善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政府并未对公司的分红行为做出强制干预。2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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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情况具有一定的“异象”，具体体现在重视融资需求，却鲜少向股东分配股利，且不分配股利公司有逐渐增加趋势。因此，自2001以来，我国开始颁布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来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其中2008年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是极为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不仅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格和股利分配的水平进行挂钩，并提高了分红比例的要求，李常青（2010）等学者因此将其定义为“半强制分红政策”。论文网
“半强制分红政策”是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异象”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特色，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的探讨。肖星和陈晓( 2002)较早对强制分红政策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为我国在发放现金股利的同时还具有配股行为的上市公司，他们发现，公司主动发放现金股利并不一定有利于保护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因为这一行为可能是大股东为使自身资产变现而采取的，因此他们对于强制分红政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持有保留意见。李常青（2010）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2008年政策颁布期间的短期市场反应时发现，投资者对于这一政策呈现出从“预期——失望”的反应过程，并提出了由半强制分红政策引发的“监管悖论”问题：即存在再融资需求的公司本身缺乏充足的自由现金流，该政策却要求其提高分红水平，会使得公司更加陷入困境；而对于现金流充足或者无再融资需求的公司而言，该政策形同虚设，并不能对其形成有效的束缚。李慧（2013）通过研究2008 年政策颁布后A 股上市公司的股利策略变化也证实了所谓的“监管悖论”的存在，支持了李常青的观点。郑蓉、干胜道（2014）以2003-2011年间A股民营公司为对象研究发现，即使对有公开股权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政策所要求的分红比例的提高对其实际分红的水平和比例也并无太大影响。与以上学者的意见相对的，杨熠和沈艺峰( 2004) 对我国实施的股利与再融资资格相挂钩的规定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现金分红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对企业经营起到一定的约束监督作用。张婷等（2013）学者研究了A股市场以及各种类型的股票样本在萧条市场中的情况，发现其现金红利溢价基本都显著为正，因此认为在2008年市场萧条的情况下，证监会出台的这一现金分红政策是出于迎合投资者需求的目的，仅仅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合理性。李茂良，李常青，魏志华（2014）则首次从市场流动性视角分析了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投资者财富的两条路径，认为半强制分红政策通过两条路径减少投资者付出的流动性成本，从而有利于增加投资者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