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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群落是生态系统的主体，生境是生物群落生活地区内的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是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条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通、生物生产以及信息传递等方面都是以群落为基础，通过群落的运转来实现的。由于鱼类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关键种类，基本上处于水生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级，它可以综合反映其他生物的变化，在水生生态系统健康检测中可作为较好的指示类群[5]。大多数湖泊的水环境变化会通过“上行效应”影响鱼类，从而引起鱼类群落时空格局上的改变[6]。.因此，鱼类的群落分布特征及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水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重点[7]。通过对鱼类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及其动态的研究可一定程度上反映水生生态系统的状况，可为修复水生生态系统提供理论依据，亦可作为衡量各种生态修复方法的效果的标尺[5]。
之前已有许多研究揭示生境特征对鱼类群落的影响。例如，美国威斯康星州北部湖泊鱼类受到水体pH值和溶解氧影响，在不同水体pH值和溶解氧组合下普遍呈现出不同的鱼类群落结构[8]。不同的水深、水温有不同的生境组合，导致鱼类群落结构也不一样[9]。周兴安等[6]研究发现水深和溶解氧是影响鱼类群落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且水体营养状态也对鱼类群落分布有影响。但由于不同研究区域在生境条件、鱼类群落以及时空组成上存在差异，因此鱼类群聚特征和生境特征的关系也表现出地区性差异。
近年来对太湖流域的鱼类群落和生境的调查研究也层出不穷。毛志刚等[10]调查显示，太湖鱼类优势种有小型化的趋势。太湖的优势种鱼类以湖鲚、间下鱵、陈氏短吻银鱼等经济价值不高且体型较小的种类为主，湖鲚生物量占总渔获物量的88.5%，在数量及生物量上均占绝对优势。而1993 年太湖中鳙、鲤、翘嘴鲌、红鳍原鲌等大中型经济鱼类生物量约占总渔获物量的50% [3]。造成鱼类群落小型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因素和捕捞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10]。Pauly 等[11]提出，在捕捞的影响下，高营养级的捕食者( 通常是个体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 持续减少，并导致渔获物的组成向个体较小、营养层次较低、经济价值不高的种类转变。另外，湖泊环境因子的改变也是引起鱼类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原因[12]。如，水温上升、水体富营养程度加深、浮游藻类迅速增长、水体初级生产力提高等。这些都会造成小型浮游食性鱼类数量的巨大波动[13]。
本实验的顺利实施可以发现太湖鱼类群聚特征和生境特征之间的关系，能够为修复太湖水生生态系统、保护鱼类资源提供理论依据。甚至可以为世界范围内水域水资源的治理和修复，鱼类资源的保护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对象及材料
本次实验依托于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实验对象为太湖鱼类。
需要的材料有刺网、地笼、便携式仪器、游标卡尺、秤。
1.2样点设置
本次实验在太湖设置样点30个（如图1）,其中，各个点位和湖区分配如下：
1、2、3、4号点为梅梁湖
5、6号点为竺山湖
9、10号点为西部沿岸区
11、12、14、16号点为东部沿岸区
17、18、19、20号点为东太湖
26、27、28、29号点为贡湖
7、8、13、15、24、30号点为湖心区
21、22、23、25号点为东部沿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