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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草甘膦处理可导致高等植物体内可提取的苯丙氨酸裂解酶(PAL)活性大大提高，而PAL让是芳香族氨基酸向次生代谢产物如类黄酮、木质素、单宁和各种酚类物质转化中的重要的酶。研究报道草甘膦可抑制高等植物芳香族氨基酸的生物合成。它的这种作用使PAL活性提高，使芳香族次生化合物的水平降低。二苯醚类除草剂如氟消草醚处理的菠菜中阿魏酸的一种酚胺衍生物水平可提高25倍以上，杀菌剂及杀虫剂也影响显著植物的次生物质[15]，在水稻营养生长期使用除草剂会导致水稻体总酚含量下降[16]。冯绪猛等[17]研究发现井冈霉素和三唑磷处理秀水63叶片后，随着农药浓度的变大，水稻体内叶绿素含量呈现下降，丙二醛含量却增加，此外，一些除草剂如丁草胺、恶草灵等处理水稻后体内游离脯氨酸含量显著增加而蔗糖含量降低[18]。
2、 逆境对植物酶保护系统的影响
自从Mccord和Fridovich年提出生物自由基伤害学说以来[19]，人们已广泛应用自由基伤害学说观点来研究逆境对植物代谢调节的影响，生物体内保护酶系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有很多研究，以SOD为中心的生物活力氧代谢研究很快，形成了生物氧毒害的超氧化物学说[20-21]。过氧化物酶是植物体内重要的氧化酶，植物体感病后过氧化物酶活性往往升高[22-23]。
植物忍受和抵抗不良环境的途径有很多，其中抗逆性是指植物对不良环境的抵抗能力，它包括了避逆性和耐逆性，避逆性是指环境胁迫所要作用活体之间设置了某种障碍，从而能避开不良环境。耐逆性是指承受了所有或者部分不良环境的作用而没有伤害或只引起相对较小的伤害[24-25]。
生物体内存在自由基清除系统——保护酶系统，它们包括SOD清除02-形成H202。CAT和POD具有分解H202的能力，3种酶协调作用，让生物体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使细胞内自由基文持在一个相对的低水平，防止自由基的毒害[26]。目前在植物上逆境引起的活性氧代谢的研究有许多。但是农药使用后引起的植物的活性氧代谢并不是很多。农药应用在作物上后，对于作物而言，即是一种逆境。
曾报道，逆境胁迫能够使植物细胞内固有的自由基产生与消除间的平衡破坏，造成自由基的过量产生和积累。过量的自由基会攻击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导致其结构和功能的破坏，进而造成细胞的伤害。植株在生长过程中，体内的生物氧化反应不断产生超氧自由基[27]，这种自由基是分子氧得到一个电子后的还原产物，它可以引起细胞膜的过氧化而导致生物的氧化损伤[28]。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可以催化超氧自由基的歧化反应，通过对它的清除而对生物机体起到保护作用。
3、 吡虫啉对植物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分别以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有效成分用量的1.0、1.5、2.5、3.0mg/株和5.0mg/株5个剂量来处理番茄幼苗,在处理后30d，测定番茄的叶片展开数、株高、主要根长、地上和地下部分的鲜重,。结果表明，随着药剂浓度的增加,各测定指标呈现出了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以2.5mg/株剂量的影响最大,与清水对照相比差异显著。测定用不同浓度吡虫啉处理番茄30d后叶片以及根系中SOD、CAT酶活性与根系活力。结果表明，吡虫啉不同剂量对番茄叶片和根系的SOD、CAT酶活性和根系活力均有一定的影响,其效应并不随药剂的浓度增加而增加,与清水对照相比，以2.5mg/株剂量各生理指标活性增加最大,超过2.5mg/株的剂量有下降趋势[29]。
然而，已有研究证实低剂量吡虫啉使用能刺激桃蚜产卵，引起桃蚜生殖的兴奋效应[30]，即小剂量有毒物质的有益作用[31-32]。现有研究报道了防治农田有害生物的正常农药剂量能对其非靶标生物，如植物产生毒害作用，从而引起植物生长不良、植株体内酶活性的变化[33-34]等，但是，低剂量农药是否会对植物有毒害影响的报道并未见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小麦，研究的是低剂量吡虫啉胁迫下对小麦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及丙二醛（MDA）含量的影响，以期为农药的安全使用提供依据。